推动消费是经济复苏的关键。但那需要整治糟糕的医疗卫生系统。

邓小平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本月迎来了三十周年纪念。但不只是庆祝，官员们已处在焦虑中。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中国旧的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上月出口首次低于2002年2月的水平，全国GDP增速从去年的12%预计将跌至2009年的8%。经济学家和党的领导人都认为目前保持中国持续增长的唯一方式是扩大内需。这意味着要让中国人花钱。但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保障网络是严重破损的。任何地方的问题都没有医疗卫生更糟糕的了。一个严重的病就能花掉一个家庭的积蓄。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人们将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继续放在银行。如此，消费将继续滞后。

并非中国没有钱。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储户普遍握有的存款超过3万亿美元，这多亏了超过25%的储蓄率，储蓄占全国GDP的16%超过了所有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理论上说，这些现金能够帮助中国走出迷局。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上周末召开的中国精英企业家聚会上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储蓄高，潜力也大。”政府为减轻人们的恐慌，提出了价值5860万美元的刺激计划，北京将用其应对工厂倒闭的影响。但其计划把这笔钱大量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说法，大约45%的资金将用于铁路、港口和发电站项目；同时，只有1%用于医疗、文化和教育。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这将错失一次帮助中国获得长期发展的机会。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总结了大部分观点：“当政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网络时，才能促进消费，中国人储蓄就是因为害怕生病。”生病的花费具有毁坏性。一个更好的医疗保障系统将激发国内消费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零售业和服务业。甚至能够抵消中国领导人担心会减缓经济增长的社会动乱。“如果我们有全国范围内的医保系统，人们不会跑到大街上去。”黄说。

然而，解决中国的医疗危机任务艰巨。胡锦涛在2006年也承认：“医疗服务的公平性降低以及医疗费用较高，让大多数人负担不起。”他要求加快发展农村医疗服务，建设城市就诊网点，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及时救治和安全用药。

进展依然缓慢，试点的研究和实践总是围绕着专家而非公众。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医疗改革路线图。但方案看上去含糊不清，也没能超出人们的共识，只是提到医疗卫生改革是“大多数中国人热切期待的改革”。

虽然30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精彩的增长，但中国的医疗事业却落后了。胡善联，一个给中国政府提了17年建议的卫生经济学家。他说“巨大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那时，“相当不错的医疗保健网络提供给农民”，包括一个广泛分布的“赤脚医生”乡村诊所以及相当不错的能够被负担的乡镇医院。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改革使社区里的这些设施没有了资助，整个体系也就崩溃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工人下岗，切断了人们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五分之一的医疗花销来自居民自己的腰包，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50%。

当毛时代的体系被拆除了，赤脚医生消失了，中国的医疗变成以城市和医院为基础。医院被允许对检查项目和处方药收费，程序化的东西让收费更多，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也就更多。其结果是“过量的药物和过量的治疗”，萨拉·巴贝尔博士说，他在北京领导着世卫组织的一个医疗政策和系统的团队。

只有零散的基层保健诊所保留了下来。患者数日奔波只为找到合适的医生和诊断，因为他们实在不能负担问诊多家医院的费用。

医院的收费超过了普通中国人所能承受的。刘江涛的例子可以被用来说明问题，这个25岁的共产党员在2007年中患上了白血病。目前，刘躺在北京307医院，他一直试图说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帮助他获得骨髓移植所需的5.8万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他父母年均收入的40000倍（译者注：对此数据深表怀疑），他的父母在黄河边的盐碱地种植小麦和亚麻。刘原先在山东东营住院，但经过八个月的化疗不起作用。5月，他的父母向亲戚借钱把他转院到北京。“现在我们的亲戚大都不愿与我们联系”，刘说。同时，治疗的延误也侵蚀了其治愈的机会。

刘的困境折射出另外一个基础的问题：中国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仍是一个官方宣称的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更加全面的免费医疗服务。）刘也有保险，但那时中国最基础的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已经推出了四年，参与者每年只不过缴纳3美元，此举已经创纪录的覆盖了90%的中国农民。但这项制度有严重的缺陷，首先，它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用，之后才能获得补偿。这对像刘江涛这样的患者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他们不能一开始就掏出巨额的费用。另外，大部分的参保人员只能获赔他们花销的20%到30%。许多中国最贫困最积弱最缺少教育的公民发现农村合作医疗令人费解，而且你不能跳出其绑定的程序。

以雇主为基础的机会也有类似问题。保险收益不能随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带走，因此这不能帮助中国大量的流动人群，工人失业后不能带走他们的贡献。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水平已经下降到45%，已经解决的人口在1998至2003年间都是39%。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把基于工作的参保调整为一个单一账户，以便更适应工作的变动。接着又堵住了一个关键的漏洞：流动人口的安全社保网络计划覆盖了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然而，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糟糕的设计，要简单的增加投入，即使政府做了改变依然很少。额外的保险基金倾向于被盈利的大医院所渗透。

然而，政府还在尝试。根据经济学家胡善连的说法，各级政府用于健康的财政支出从2006年的1430亿美元预计增长到2007年底2190亿美元。并且胡善连和巴贝尔都提到政府正推出多个新的试点方案，试点药品定价机制，制定国家建议药品采购目录，通过价格标签法规阻止药品暴利。在五个贫困省份，乡村医生（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工资，以阻止他们从处方上获利。可能最有前景的实验发生在重庆，哪里的城乡社保资金正在被联合，以创造可转移的个人保险，以及其他中国直到现在还缺少的一些东西。

迄今为止，政府一直很低调，看来是要避免大的通知，把成果建设在一个积极的态度上。这是良好的研究实践，巴贝尔说，“健康系统没有一成不变的，所以你要紧盯你的系统并调整它，关键是监督它是如何运作的。”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只是政治上的决定，而对麻烦的时期并不足够。沈明高，原先是一个投资银行家，而今是被广泛关注的《财经》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中国所需要的是结构性变革”，若非如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仍然能在下一年实现8%甚至更多的增长，但消费不会让步，并将长期困扰中国，直到中国人都开始消费。中国的经济前景，在未来30年可能会远远低于世界的增长，他们只能享受过去的30年。